那些“火爆腰花”的领导者，最后都怎么样了？
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是《道德经》中的名句，看来，老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，还是一位美食家。烹饪小鱼，不管是煮、煎、烤还是蒸，如果鱼肉散碎，则形色香味俱失。所以，整个过程一定要掌握好火候，尽量不要翻动，出锅入盘时也要小心翼翼。
但是，为什么要把“治大国”比喻成“烹小鲜”呢？比喻成火爆腰花就不行吗？
人们对这个比喻有几种看法。第一种认为做大事要掌握火候，对的事情要在对的时候干，时机不成熟也不会成功；第二种看法是，管理要像烧菜一样做到五味调和，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；第三种观点认为，治理国家应该和煎小鱼一样举重若轻。
老子那个年代，烹饪方法大多是烹和烤。汉初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《毛诗诂训传》里提到：“烹鱼烦则碎，治民烦则散，知烹鱼则知治民。”意思是，煮小鱼如果不耐烦地搅动，鱼肉就碎了；治理民众如果喜欢折腾，人心就散了。这两件事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老子一贯的政治主张是“无为而治”“以无事取天下”，这是《道德经》涉及领导和管理问题的基本假设。在老子看来，领导者只需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发现和遵循规律，所谓“顺其自然”就是让事物按规律发展，不加人为的干扰和影响。
但有些领导偏要藐视规律，进行决策时，执着于个人的意志和权威，不相信科学，选择性地忽视真相和事实，听不得反对的声音。这样的领导让他烹小鱼，他不多翻几铲子怎么行？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翻碎了又如何？反正会有下属吃干净，还要说这不亚于米其林餐厅的水平呢。
纵观历史，很多雄才大略的领袖，身后都是一片狼藉。他们耗尽了社会资源实现个人的伟大抱负，却留给后人一个烂摊子。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、唐明皇，这些都是在有生之年建立了伟大功绩的君王，但国家由盛转衰，也是从他们手里开始。
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不应该执着于个人的功绩，而应该致力于建立合乎规律的制度，并捍卫制度的尊严。领导者干的事情应该是“修水渠”而不是“挑水”，应该是“造时钟”而不是“敲钟报时”；这两件事情，前者是依赖“人治”，后者是建立“法治”。
“水渠”修好了，“时钟”造好了，就可以提供稳定的“水源”和“报时服务”了，人们就不需要再对“挑水工”和“敲钟人”感恩戴德，并有更多的自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、去创造繁荣。
有一次，我与一位曾在中科院工作过多年的老前辈聊天，他说自己不管做什么工作，总会思考三个核心问题：国家如何更富强，民众如何更富裕，国民的素质如何更高。这体现了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。
我认为这三个问题的顺序应该倒过来：国民素质如何更高，民众如何更富裕，国家如何更富强。
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，政治关系到某种更高的事物，它关系到怎样去过一种好生活，其目的完全在于：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行——能够慎议共同善，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，能够共享自治，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。
简而言之，政治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德行。
在东方，早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前100多年，老子就提出：政治的目的是让德行回归到民众身上。
老子没有说要“民富”“国强”，而是说要让“德交归”，因为只有美好的德行回来了，才能实现长久的富足、强盛与和平。
解读：治理大国之道，就像烹饪小鱼一样，不要去来回翻动、搅扰。用“道”来治理天下，鬼怪就失去了神通；不但鬼怪失去了神通，神灵也不妨碍人；不但神灵不妨碍人，圣人也不妨碍人。鬼神和圣人都不妨碍人，才能让德行交会并回归到人们身上。
另外，老子认为，德行并不需要培养，它是一种天赋本能，人们在婴儿时期就拥有饱满的德行，只是受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，把这种德行弄丢了；只要创造出合适的环境，德行就会重新交会、回归到人们身上。
具体怎么做呢？答案是“以道莅天下”，就是让世界按照天道去运行，领导者只需要尊重和捍卫道，并且要管住自己，不要在道之外胡乱作为。任何干扰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会伤害和妨碍德行的回归。不去人为搅扰、顺应天道，让德行不受阻碍地回归，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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